关键词：返乡工伤者/疾痛经验/人生时序的扰乱/田野调查/
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率与GDP增长几乎成为两条平行的曲线。2012年我国工伤死伤人数超过117万，①7.5亿的劳动人口中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高达2.2亿。②在工伤残疾人群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国家安监局原副局长赵铁锤曾在2004年“首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透露，我国每年工伤事故的死亡人数接近14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煤矿、建筑和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死伤人数中，农民工的比例竞占到八成以上。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伤保险缺失，农民工遭遇工伤后往往面临工伤认定程序复杂漫长和维权成本高两方面的困境。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大多数工伤者做出了“私了”的决定，拿着两三万块的赔偿款，拖着残缺的病体回到农村老家。
但是，工伤对工伤者身体的伤害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纸协议的签订而终止、结束，它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上。
那么，这些在城市打工而受伤的工伤者们回到农村老家后的生活如何？身体上的残疾或疾病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将如何阐释工伤之于他们的伤害？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疾病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最早将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他认为，疾痛(illness)指的是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疾痛经验总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地域环境的文化倾向影响着理解和对待疾痛的传统共识。经受疾痛时的行为方式，还取决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因此疾痛经验总是独特的。而疾病(disease)则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患者及其家人抱怨的疾痛的问题，在医生的头脑中重组简化成狭隘的科技议题，即转化成疾病问题(生物医学模式)。③
在克莱曼的疾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疾痛视作一个体验过程，疾病对于我们而言，不单单是头痛、发炎这些物理症状，更多的是在患病过程中我们赋予疾病意义的经验过程。疾痛经验，即个体在经历疾病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过程，包括对疾病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以及疾病经历中或经历后对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
从目前的工伤研究来看，“工伤”普遍被学术界建构为一个事件，比如安全事件、经济事件、法律事件或资本压迫事件，鲜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基于工伤者主体经验的工伤疾痛来进行研究。正是基于对返乡工伤者这种实实在在的主体经验的关注，笔者在贵州、重庆两地的民间社会组织(遵义惠民、忠县自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试图向社会公众勾勒工伤者在受伤返乡之后的生活世界，进而探究、阐释工伤这一特殊的身体疾病对于工伤者个体的意义。
(二)人生时序
美国社会学家Arthur W.Frank从哲学层面分析了疾病对患者的根本意义，提出“疾病扰乱了病人的人生时序”这一理论观点。Frank认为，一个人在遭遇疾病以后，他的现在不是过去想要到达的“现在”，而基于现在的将来也变得不可预测。④因此，Frank把身体的失控和不可预测作为病人遭遇疾病后面临的最首要的身体问题，“人们总是用控制身体的能力高低来定义自己，只要这种能力是不可以预测的，那么作为行动问题的控制则不复存在。但是疾病本身就意味着预测性的丧失，而且它会导致更多的丧失：人生序列的间断、记忆功能和呼吸功能的衰退、现实生活的震动与颠覆，以及所有由病体带来的失败”。⑤
与“疾病是对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一观点相近的是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伯里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破坏人生进程的慢性疾病》中提出的：慢性疾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它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作为基础的知识形式，意味着病人要接受痛苦和苦难，甚至死亡。⑥伯里借鉴吉登斯“关键情景”的术语含义，明确指出犹如战争这样的大事件破坏既定的社会结构一样，慢性病也会破坏一个人的人生进程。
伯里的“人生进程的破坏”与Frank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两个观点非常相似，微妙的差异在于伯里的概念是基于现象学的客观阐述，他仿佛站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将患病以及人生进程的破坏作为一个客观发生的人生事件来看待；而Frank则更关注患者的主体体验，他更深层次地解释了疾病作为“人生时序的扰乱”或者“人生进程的破坏”作用于患者身上所产生的结果——控制感与可预测性的丧失，贴切地表达了患者遭遇疾病后的真实生活世界。因此，笔者采纳Frank的“人生时序的扰乱”这一概念，来反映工伤者对遭遇工伤当下以及返乡之后的生存和心理状态。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贵州遵义的“惠民文化服务部”与重庆忠县的“自强服务站”两个社会民间组织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研究。
“惠民文化服务部”是一家关注返乡工伤工人的社会民间组织。它成立于2010年10月，坐落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尚嵇镇，旨在通过对工伤返乡人员的探访与动员工作的开展，提高本地工伤返乡人员的自组织化水平，同时为工伤返乡人员提供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助与合作，改善本地区工伤返乡人员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他们的综合发展。
重庆市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由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幸存者陈玉英于2002年5月创立，是一家专为外出民工、工伤工友、职业病患者、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资讯服务，推动自身能力建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强服务站是国内第一家由工伤者自行创立的、服务于包括工伤者在内的残疾群体、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
田野期间，笔者深入33位返乡工伤者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情境，通过反复多次的深度访谈、不同传播情境下的参与式观察以及众多二手资料的收集，了解与观察他们日常的工伤疾痛传播实践，收集各种形式的工伤疾痛叙事材料，包括口述材料、自传文字、会议记录、书信等。通过对这些疾痛叙事资料的分析，笔者发现，不论是肢残工伤者还是慢性疾病工伤者，他们都将返乡后的工伤生活描述为一种“人生时序的扰乱”，主要体现在身体失控、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交往断裂这三个方面。
(一)身体失控
身体失控是工伤者面临的最直接的实际后果(practical consequences)，也是工伤所造成的失控感的源头。在他们遭遇工伤，经历从健全人变成残疾人的转变过程中，无休止的身体疼痛和残疾导致的身体功能丧失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他们：“你已经无法控制你的生活。”
1.无休止的身体疼痛
对正在疼痛中煎熬的人来说，疼痛是那么无可奈何，没得商量。如果要他们说明什么是“确实的”，那么“疼痛”一定是他们想到的最活生生的例子。⑦在所有返乡工伤者的疾痛叙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叙事文本一开始就讲述工伤治疗康复以及现在日常生活中这活生生存在的身体疼痛。
阿兰，在浙江一家工厂里操作冲床右手被压得粉碎，虽然通过接指手术，手掌恢复了大致形状，但是手部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导致右手臂和右边身体持续性疼痛。
阿华，在轮船公司操作机器时手部被绞进机器，在大力抽取过程中，腹部三根肋骨被压断，至今留在腹中未接上。在每天的日常行动中，她都能感受到肋骨断裂尖锐处戳中腹部肌肉的阵阵疼痛。
身体的疼痛一方面使得返乡工伤者时刻感受到身体的“脱离”，另一方面，“疼痛的不可言说性”使得他们的这种“脱离”无法获得理解，从而加剧“脱离”所带来的失控感。身体的疼痛处于极度私密的身体场域之内，它具体的意味只有身体本身才知道，如一位工伤者所言的那样“疼痛无关乎他人”，疼痛也无法向人言说。伊莱恩·斯凯瑞也曾这样评论过疼痛的不可言说性，“对于其他人来说，‘听说的疼痛’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往往是‘将信将疑’感觉的最基本例子。
于是，关于疼痛，我们注定不会有共同语言：它既无法否认，又无法确认。”我们在工伤者的身体疼痛的叙述中发现，除了“痛”这个字眼，他们几乎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语来向他人形容这样的身体疼痛，而且大多数工伤者都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向任何人讲述过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包括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不会懂”。
2.身体功能丧失
身体的疼痛是一个仅涉及自我的概念，工伤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将它隐藏起来，不示与世人，从而实现自己对身体疼痛的控制。但是，身体功能的丧失则是残缺身体暴露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开端，它与工伤者的社会角色、社会期待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密不可分。
不管是明伤的身体残疾，还是暗伤的职业病，工伤都意味着某一部分身体功能的丧失或不健全，比如行走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呼吸能力等等。当几十年来理所当然的身体功能一下子丧失时，平时认为最简单不过的一个动作会变得异常艰难。英国医学社会学家迈克尔·凯利和大卫·菲尔德在探讨慢性病和身体的关系时明确指出，“诸如饮食、洗澡、去厕所这样的生活细节是慢性病经历的核心问题，适应疾病首先是指适应身体”。⑨在忍受疼痛的同时，面对诸如吃饭、走路、洗脸、挠背、上厕所这些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
阿梅，在深圳打工时双手被气压机压碎，右手经接骨手术后恢复手部形状，但是只有尾指能够正常活动，其他手指丧失功能；左手中指接骨后不能弯曲，仅大拇指和无名指、尾指恢复劳动能力。在刚残疾的那段时间里，阿梅强迫自己用笔写字，以锻炼手指的灵活程度，但是她的双手无法自主地控制笔尖书写，甚至不能握紧钢笔，笔无数次地掉在地上，恼羞成怒的她用脚把笔踩得粉碎，“连一支笔都控制不了，我以后还能做什么？”
阿花，一场工厂大火的幸存者，全身烧伤面积超过60％，整个后背，腿部烧伤严重，腿部功能部分丧失。据她妈妈回忆，阿花受伤回家以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上厕所都是妈妈和哥哥背着她去。那时候的农村家庭还没有冲水厕所，他们摆一条长板凳在猪圈里，然后把阿花背到凳子上面，让她手扶着墙，屁股掉在凳子下面，就这样大小便。等阿花上完厕所以后，他们再进去把她背出来。
身体功能的丧失使得工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身体管理和生活自理，他们需要依靠家人的料理才能完成原本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农村外出的劳动力来说，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他们忍受工厂里长期的加班、糟糕的工作环境以及微薄的工资，为的是完成自己在农村无法完成的角色责任。然而工伤所导致的身体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这个资本，无法继续履行一直以来担当的家庭贡献者或独立者的社会角色，相较于身体功能障碍所带来的生活难题而言，这恐怕才是他们真正担心的地方。
(二)自我认同危机
查默兹在研究慢性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时，用“自我的丧失”来概括病痛对慢性病人的影响：他们失去了先前的自我形象，但没有发展出同样有价值的新形象。⑩在查默兹看来，自我概念总是同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病痛的介入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原本持续的时间序列发生分岔，出现“自我的丧失”这种危机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实际上总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界定和认识自我概念的关键。吉登斯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自我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概念，它在回答“我现在是谁”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涵盖了个人对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以及将来的自己这三个时间关键点的自我的综合考虑。
在返乡工伤者的自我认同危机叙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具有时间指向的叙事结构。一种是处于社会角色失范状态的“现在的我”，另一种是“过去的我”。由于工伤事故的发生，这两个时空的“我”之间的时间联系被中断，“现在的我”并不是那个“过去的我”一直发展至今的原本的样子，正是这种断裂使得返乡工伤者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1.现在的“我”：社会角色失范
身体功能的障碍通过撕裂返乡工伤者的日常生活导致他们的社会角色陷入失范的状态，从而产生强烈的、前所未有的自我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既源于失范所带来的混乱和停顿，更源于这种失范的不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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