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我30做减法，40很困惑，但我50很好奇，你的如何？

7月末，白岩松在做客某演讲节目中谈到了自己成长的故事。谈到动情处，他说：我今年已经50岁了，过去没有想过——那就是老头啊，现在才发现还真是老头。我不想对太多帮助我的人说谢谢，因为我要以加倍的方式去对待年轻人。随后，他又回顾了自己的30岁、40岁、50岁。他说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减法，40岁是困惑，50岁越发好奇，并鼓励年轻人在年轻时多去尝试。

以下为演讲大致内容：

我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减法。

从某种角度来说《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减法，把很多经历过的、想过的，写出来，然后去新的白纸上去跑步。

但是，对于各位学生，我经常提醒，在30岁之前要玩命地做加法、去尝试，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不尝试，你怎么知道？

有的人就在20多岁时拼命地试，各种加法，忘了收，忘了到一定的时候要做减法。这个做减法的时段，我认为就是30岁。

30岁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这是做减法的重要时机，否则就晚了。为什么要做减法？因为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也不是所有适合你的事，你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它可能会互相牵制。

我在30岁时已被破格提成——学术的话叫“教授”，记者的话叫“高级记者”。我29岁就被破格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在那个时候，我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

2000年，我做悉尼奥运会，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了。我问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东西要抛掉？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减法：我停了自己的节目，停了一年，没有任何出镜。当时有人劝我，主持人这一行，你只要一个月不出镜还凑合，半年不出镜，就没人记住你了。我说那我这张脸太廉价了。

那一年，我去研发了新节目，就是在出完了《痛并快乐着》之后。2001年，我停了整整一年，今天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感慨于那个时候所做的减法。那时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做体育，可以做娱乐，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但是，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也才成了今天的我，我单纯了。

前几天，我和同事聊天，我说30来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把很多职位、很多机会都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地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对，我现在要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做减法的结果。

这当然是回过头来的一个感慨。

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产生一种感受，似乎一切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28岁，1996年，看奥运会的时候，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的长篇小说里，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

曾国藩想给自己的书房起名“求阙厅”——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不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

毁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开始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

40岁了，没30岁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开始谈论幸福。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对我来说，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在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还是最多的。

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三十六七岁就开始困惑，我干这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

30岁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幸福的目标都是和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它会带给我的幸福。

同样在40岁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幸福吗？”我的书名是《幸福了吗？》，是问号，代表我内心的困惑，中年危机的诞生。

40岁要回答自己的问号，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偏年轻，但也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40岁左右的时候，要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读很多的东西给自己一些答案，我很庆幸在三十六七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我在《白说》里面已经谈到。在40岁的时候还要思考。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拥有了很多的答案，但是周围的环境不变化，你会幸福吗？

我有八个字说的比较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道德赤字，人性亏损”，这才是现在最大的赤字和亏损。

前些天，我亲眼见到了两个车相撞，其实撞得没有那么严重，该负责任的车主对另一辆被剐蹭的车说，咱停到路边处理。人家慢慢停在路边了，那辆肇事车跑了，一车人也没有拦着他。

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吗？更不要说他怎么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也必然会影响到你。

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写的一个人，除非你足不出户。但是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叫外卖，外卖也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既问给我自己这个人，也问给这个社会重要的命题。

如果30岁是“减法”，40岁是“困惑”，我觉得50岁我送给自己的词是“好奇”。

50岁很尴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可攻——努努力也还行；退，要混得可以也可守，躺在自己取得的某种东西上，躺十年混个退休也似乎可以。

最近看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在硅谷里真正成功的创业者五六十岁的偏多，这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同的。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不把创业当成年轻人的事业，就跟中国不该把志愿者都当成青年志愿者一样。

上周我做了一期节目，在网上招募退休的中小学教师，每年有两三万块钱的补助，去乡村当老师，而且必须是优秀的。我说这是正式开启了退休后再就业的先河，当然不光是慈善。

回到50岁，离那一块还有点距离，你怎么向前走？

更重要的是对于50岁的人来说，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你自己，你是不是还对很多事情好奇，你的人生观是如何的。

我觉得我50岁最大的收获，就是善待每一个今天。20岁的时候容易活在明天里，一不注意，50岁就容易活在昨天里。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既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昨天，我善待每一个今天。50岁的人就不该总是“明天再说”或者“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最好。

看蔡琴演唱会的碟，蔡琴有一句话说得蛮好。“每一次看照片，都觉得两年前的那一天真好看，但是两年前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看过。”

这句话挺有味道的。我30岁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挺帅的，觉得自己毛病很多。可是今天当我隔了二十年回头看的时候，原来我也年轻过，原来我头发那么多。所以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两年后再看你的今天。

就像史铁生说的那句话，当我的腿刚不能走路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天天怀念奔跑打篮球的时候，每天都非常痛苦。又隔几年，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天天难受，那个时候天天怀念什么都不痒什么都不疼，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我得了尿毒症，我总要去透析，那个时候我就怀念刚刚有褥疮的轮椅时光。

50岁如果再活不到“善待每一个今天”的地步，前面50年白过了。其实我觉得，别等到5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30、40就应该明白。

所有的东西都容易轻易错过，旅行中的一顿饭你只要没吃，再吃没准儿30年后了，还不一定是那个味道。

所以善待每一个今天，是我50岁的时候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就是好奇。

我其实可以不再对很多事情好奇了，因为见过了很多体验了很多，但是我督促自己好奇，所以做很多事我都带着好奇的心。

手机可不可以竖着拍？做评论也可以。你去做现场报道，去做看似很大的很庄严的峰会，上合峰会，连线可不可以更轻松，更好玩，更让大家印象深刻？你可不可以用新媒体进行传播？

都可以。我觉得好奇是督促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不能成为督促一个个体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一个民族只要不好奇了，这个民族吹了。

另外一个大的层面，50岁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四五十岁的时候，在中国，你要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我非常担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希望而去实现很多的梦想，一旦自己实现了梦想，成为既得利益者，便成为阻拦别人实现梦想的人。我说得没错吧？转眼就用他曾经最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和事。

因此在几年前，我自己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东西联大”，每年招十一个研究生，带两年，现在已经毕业了五期，有55个研究生毕业了。

我觉得做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是很幸福的事情，你拥有了某些感触，你也有能力去带他们。每上完一天课，晚上请他们吃饭，花不了多少，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既得利益者应该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想对太多帮助我的人说谢谢，因为我要以加倍的方式去对待年轻人。”这就是我说谢谢的方式。

我希望中国不管是物质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当你成功了的时候，要考虑你该怎么做。

昨天推火车的人，今天成了拦火车的人，回头看中国的历史，到处如此。所以呼吁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能成为像年轻时帮助过你的人那样去帮助年轻人。我也许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在想，我在做，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