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晨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指责

2018年7月2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根据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予以驳斥。这是中美大使继5月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张向晨大使发言如下：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图片来源：“商务微新闻”微信公号）

一、张向晨大使第一次发言

主席先生，

刚才，美国谢伊大使的发言，一下子让总理事会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提醒我们现在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空前危机当中，大家不能再悠闲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风了。我特别要感谢他，7月13日就把美国拟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文件发给我，使我能够提前消化它。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是什么佳肴美馔，而是味同嚼蜡。

我该如何回应呢？贸易政策审议是成员间相互评估贸易政策的机制，世贸组织第7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我的同事王受文副部长已经回答了美国文件中的很多问题。如果有人愿意在别的机制下批评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我不持异议。你若意犹未尽，我愿洗耳恭听。尽管我不认为世贸组织是讨论成员经济模式的恰当场所，我还是选择不阻拦总理事会议程的通过，阻碍正常程序使一个机构不能正常运转，那不是中国人的行事风格。针对美国文件里的指责，我完全可以重申中方在审议中的立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收缩，中国没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指导性的，中国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执行了所有争端解决的裁决，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依然任重道远，等等，然后打烊收工。但是这样做好像有些对不住那些起草文件的美国同事，他们毕竟花了不少功夫。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文件长达十几页，做出回应大约需要30分钟。我一向不愿意作冗长发言，但今天恳请大家谅解。

对待批评，被批评者应当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不管批评意见多么尖锐，是否与事实相符，都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我和我的同事之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请相信我有接受批评的气量。

批评者也应当遵守一些原则，比如，实事求是，不乱扣帽子，使用正确的事实和正确地使用事实，论据和结论之间要有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批评才容易让人信服，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可惜，美国的文件并没有做到这些。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甚至多边规则。

1992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Room W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如果说“非市场经济”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再次提醒我们，还有成员，包括美国，不顾世贸规则和自身承诺，根据国内法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对其他成员使用“替代国”做法。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敦促这些成员，“有约必守”，请履行你们17年前的承诺。

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故意漏掉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而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恰恰是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经济体制基础。请让我完整地引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段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同样，美方文件前言部分引用《马拉喀什宣言》时，只提及“基于开放、市场导向的政策”，却有意遗漏了“和基于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决定确定的承诺”。这后半句话至关重要，每个成员都有国内的政策目标，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内政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各项规则和成员关税减让表以及服务贸易减让表当中，其中包含了各成员合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说的简单一点，世贸组织是一套通过谈判形成的契约，我们依据契约的规定行事，契约之外，则是各自的自由空间。

中国宪法第十六条对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笔墨试图说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但却没能提供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辩论，他也未能提供证据，最后他说，控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话说至此，辩论当然无法继续，但我在心里却不能认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是由一群艺术家控制的观点。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清楚，美国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证明中国企业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因为企业受控制，所以它们是履行政府职权的“公共机构”，应承担相应世贸组织协定比如补贴协定下的义务。可惜，这种逻辑被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驳回了。上诉机构在DS379案的裁决中明确指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实体的所有权性质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来认定该实体是公共机构。”我知道美国同事一直对输掉这个官司耿耿于怀，但上诉机构的裁决不容挑战。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件第一部分第1.14段，美国批评中国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在华企业的新工具。”而实际上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做法借鉴了德国、法国等60多个国家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经验。难道仅仅因为这个系统和美国的信用系统有所区别就成了控制企业的工具？

第二，评价政策性质和影响的标准缺乏一致性。

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河。今天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等不就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吗？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这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或者税收抵免形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

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制订了一些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这份文件里，中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器，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如果真是那样，各国就只要竞相制定产业政策文件就好了，根本不用花气力提高生产能力。我做过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参与过一些规划的制订。不久前一位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既有些疑惑又有些惊喜地对我说，“以前常为自己参与的规划实际影响有限感到沮丧，现在有人说这些规划改变了中国、震动了世界，真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的厉害。”我对他说，“醒醒吧，人家拿你说事呢。”

第三，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屈冬玉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本人是一位农业科学家。不久前他来日内瓦开会，我问他科学家说话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他说可能会更具有描述性，因为科学家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我们不能按照科学家的标准要求所有人，但做出一项判断时总不能过于草率。

美方文件第二部分第2.9段的论点是中国的计划经济越来越多，使用的证据是有多达几千家的机构参与了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论据只能说明中国产业政策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的，是公开透明的。

文件第四部分“中国从其经济模式中受益”有几处使用了正确的事实，比如“中国抓住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快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还有，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的原因是“规模效应和更先进的供应链”。但从这些事实，一下跳到了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并指责中国“拒绝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做贡献”的结论，中间没有任何因果分析，也让人根本看不出美国似乎想说明的中国是如何“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获益的。所有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也是《世贸组织协定》序言中确定的宗旨。中国之所以能够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恰恰因为一方面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机遇。

第四，论据的选择和使用缺乏严谨的态度。

我不仅读了美方文件的正文部分，也看了它的88个脚注，有些脚注里的内容现在还没找到。我的同事说也许因为我是巨蟹座的，所以特别关注细节。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魔鬼在细节里。一份文件如果脚注有问题，论据就靠不住，论点就值得怀疑。请让我分享几个发现：

文件第一部分第1.3段称中国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其依据是脚注2的中国《物权法》，而《物权法》明明规定“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发展。为什么在美国同事的眼里，“支持、鼓励、引导”却等同于打压、限制和干扰呢？

文件第三部分“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这一节和其他部分有个不同之处，三段文字竟然没有一个脚注。我想可能是不太好找吧，与此结论相反的脚注却很容易找，我忍不住想帮忙提供几个：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刚刚向总理事会提交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WT/GC/W/749）中随处可见。还有，谢伊大使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时联合签署的委员会2013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和农产品等行业的需求增长支撑了美国出口”。如果中国是一个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美国产品是怎进去的呢？

对文件3.5段产能过剩这部分，我也愿意贡献一个脚注。圣加伦大学教授伊文尼特（Simon Evenett）5月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对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恼羞成怒》，里面提到中国对G20成员出口产品的86%都不是来自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他所参与的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项目对16家中国和31家其他国家的上市钢铁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公司获得的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0.4%，而很多其他国家公司获得的补贴比这高得多。

主席先生，我想我应该结束对美方文件的评论了。对美方提交的另一份文件《2017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报告》，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了。对于我刚刚评论的这份文件，我为参加起草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同事感到难过，我对他们很尊重，我指出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是为了澄清事实，改进批评的质量。我当然知道这和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努力程度没有关系。谁都明白，先入为主，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有失水准。

中国古代有个三人成虎的故事，不存在的事实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相信，扣帽子的人也许正希望产生这种效果吧。但我认为很可能会事与愿违，由中国《战国策》里的摇唇鼓舌者变成《伊索寓言》里喊“狼来了”的放羊娃。因为事实和真相终归无法掩盖和改变。我对媒体说过，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者，可是你见过主动降低关税的重商主义者吗？你见过组织进口博览会鼓励进口的重商主义者吗？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贸组织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铝和钢铁贸易的“232条款”措施和以国内法为依据单方面提高关税的“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措施显然都属严重犯规，应受红牌处罚，而此时美国还在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作为裁判上场执法。

前面提到，我并不太在乎批评者的态度，即使是不负责任的指责和攻击，也可以一笑置之。过去挨打，使上几辈中国人发奋图强；现在挨骂，让这一代中国人头脑清醒。而对于世贸组织来说，要找到解决成员分歧的方式必须通过平等协商，就问题的根源、性质、影响及与世贸组织规则的关系达成一致，施压、抹黑、妖魔化都无济于事。

我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们求之不得，如饥似渴。在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很多成员向中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座的同事都听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先生作为引导人的评论，我认为他的评论是建立在深入考察、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真知灼见。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世贸组织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他指出的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方面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正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点。对于这种中肯的意见，我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对于这种以严谨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我们愿意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先生，随时向他们请教。

谢谢主席先生。

二、张向晨大使第二次发言

听了其他成员的发言和谢伊大使的第二轮发言，我觉得有必要对我刚才讲的做一个小结。评论其他成员的经济贸易政策及其与世贸组织的关系，我认为批评者应具有自省精神和边界意识。

孔子说过“不迁怒”。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冲别人发火。任何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国内问题。例如，不解决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帮助实现工业化，像巴基斯坦的沙淘奇 (Tauqir Shah)大使说的不能做过河拆桥、上房抽梯的事。

老子说过“知止不殆”。世贸组织的职责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应当聚焦那些成员普遍关注并且能够取得进展的领域，而不要做那些世贸组织管不着、管不了和我们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我们当然应该考虑世贸组织的未来，研究如何使多边贸易体制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在此方面中国愿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世贸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蔓延，让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正常运转，让贸易战尽快停下来，而不是转移视线和寻找替罪羊。

谢谢主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