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若英：我很担心“晚节不保”

刘若英大概没想到，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上映9天票房就达12亿元，同时也因为预售退票事件成为话题焦点。但开拍前，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头洗了一半，总得把它洗完。”

三 场 哭 戏

拍摄周冬雨和井柏然在车里告别那场戏当晚，海拉尔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

除了两位演员，其余人都在室外。这是场夜戏，晚上8点钟开始。它分量吃重，因为剧情进行到这一步，前头铺垫的所有情绪要借助这一幕倾泻出来。周冬雨扮演的小晓和井柏然扮演的见清曾十分相爱，二人来自东北同一个小镇，同样北漂，恋爱几年，却未能走到一起。

电影开始于一场飞机大面积延误，分手数年后的二人在同一班回北京的航班上，而后，由航空公司安排住进了同一家酒店，由此触发回忆。过去种种开始以彩色画面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每当镜头转向现实，画面又变成黑白。短暂重逢，二人很快面临再次告别，而他们各自都知道，别后相见已难。所以这场戏的情绪拿捏特别重要，导演刘若英也因此决定，当晚重点就拍这一场。

但周冬雨不明白，这明明是场告别的戏，她为什么得笑。刘若英给她讲，遇到这种情况，两个曾经深爱过的恋人相逢，一起回忆过去，一定会自问：“明明至今相爱的两个人，当初为什么会分开？”更惨痛的现实是，几天后，要分别去过各自的生活。这个时候不笑，那还能怎么样。

电影《后来的我们》剧照。“周冬雨在表演上是天才”，刘若英如此评价

另有一场戏周冬雨一开始也不太明白。回忆线中，往年二人都一块儿回家过年，那一年见清却进了拘留所。小晓为了瞒着见清爸爸（田壮壮饰），假称见清是因为工作忙才未回家，她代为去家里问候。周冬雨不明白，吃完饭，从家里走出来，走了就走了，为什么一出门得哭。

刘若英倒也想复制张艾嘉给自己讲戏时的方法，“90后”这一代人的经历不像从前，就只好又讲起自己的经历。她是这么讲的：“每次我回家看我祖母，她问我拍戏辛不辛苦，我会给她讲，保镖5个，他们都帮我弄好了，剧组都是请厨师，菜式很丰富，都讲得特别夸张。实际上坐下来吃家里那一口饭的时候，就已经想哭得不得了。”

刘若英跟本刊讲起这场戏时，说自己“从前也不会哭，哭戏真的是演员面对的第一道坎”。

上世纪90年代，她主演了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有一场戏是小渔要跟她为了绿卡假结婚的美国人道别，虽是假结婚，相处后的情感其实已经非常复杂。新人刘若英哭不出来。那还是惯用滴眼药水佯哭的时代（可能现在仍是），张艾嘉不这样，她坐下来跟刘若英聊天，直到把她“聊哭”。聊天的主题是，“刘若英，你想想自己有多惨”。

《少女小渔》剧照

有多惨？80年代，刘若英高中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读大学，读的是古典音乐专业。80年代的留学生比现在可苦多了，卖家具、刷盘子这些工作她都做过，最多时同时打4份工。回台湾后，她又进演艺行业，从小养育她长大的祖母约法三章，如果几年内没有进展，就离开这个行业。

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改善。“我记得我已经得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了，还在躲管理员交物业费，躲了半年。因为管理员晚上12点下班，那半年我都是12点后才敢回家。那时候我月薪1万块（台币），房租就8000块。我就觉得，反正我在工作，有便当吃，所以每天工作结束，大家有不吃的便当，我都拿回去，不喝的矿泉水，我也扛回家。”

那种“到底还要坚持多久”的心情被刘若英用到《后来的我们》里，成为该片除了爱情外的另一大主题：北漂。

之后，另一场哭戏又让刘若英拿到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天下无贼》中，她和刘德华扮演一对贼搭档。接近尾声处，刘若英独自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警察起身走后，刘若英继续刚才的动作，拿一张饼，提筷，夹两片鸭肉，卷上，塞到嘴里，大肆咀嚼，但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落下来。这场戏被网友封为“教科书级别的哭戏”。刘若英作为演员的地位从此更加为观众认可。

被网友封为“教科书级别的哭戏”

女 人 四 十

张艾嘉导演的电影《20，30，40》中，李心洁、刘若英和张艾嘉分别扮演三个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刘若英的部分是三十岁阶段的空姐想想。张艾嘉找她时，说：“你本来自己就爱写，那这个人物你来创作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后来的我们》并不是刘若英第一次以演员之外的身份参与创作。

距离《20，30，40》上映已经过去近15年，当年刘若英三十出头，机缘巧合，如今她也站在了张艾嘉当时的位置上：四十多快五十的女演员，已经没那么年轻，更何况有老公有小孩，生活面临新的困境，又以导演身份投入电影创作。对刘若英来讲，这重身份又是新的。

“要开拍的时候，惊呼，天呐，真的要开拍了。但，头都洗了一半，总得把它洗完。”

刘若英决心向张艾嘉学习。“跟那么多导演合作过，跟张姐最亲近。她是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我的演员们。我才刚开始，艺术层面学不来，起码可以像她一样每天很优雅地进片场。实际上这太难了。我常常不知道自己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出门的时候明明画了眉毛，回家发现没了，一问，他们说早就不见了；明明早上振作地去，怎么到了中午就垮了。”

《后来的我们》摄影指导李屏宾也跟张艾嘉合作多年，张姐以外，这位“宾哥”也对新人导演刘若英助益颇多。要“把头洗完”，刘若英尝试“把压力分担给其他人”。制片张一白给她出主意，说这个片子可以在彩色中穿插黑白画面。与传统上“回忆画面用黑白”不同，《后来的我们》反过来用，反而将回忆时间线画面设定为彩色。男主角见清是游戏编程师，借由他在影片中赖以翻身的游戏设计理念，“如果伊恩找不到凯莉，那他们的世界就会失去色彩”，这一黑白彩色色调转换获得更多正义性。

许多人好奇，刘若英当演员和歌手都非常成功，为何要开始当导演，而且这个尝试发生在今天。残酷的现实是，女演员一过四十，合适的剧本越来越少。刘若英从前塑造过若干深入人心的角色，一度成为她个人标签的一部分——“大龄未婚女青年代表人物”。甚至，2015年她结婚消息传出，一些文章的标题干脆说这使得“台湾四大黄金剩女重新洗牌”。

曾跟“剩女”标签牢牢梆在一起的刘若英，结婚生子的消息传出时曾引发许多感慨（图 / 视觉中国）

“华语片本来就很少超过四十岁的女主角。那你怎么办？还是不能强求，没有就不演，不能因为没有，就去演烂片。”

看上去，导演是另一个选择。当导演拍戏之前，刘若英幻想，幕后工作可以不用再减肥，不用化妆弄头发，不用上那么多通告。“怎么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她发朋友圈哀叹：“我的演员去哪里了？”已经在拍下一部作品的井柏然在底下评论：“导演加油。”

实际上，导演的确没那么好当，从明星到导演，不是头衔的转变那么简单。从前当女明星，刘若英飞行日当天是不工作的，“下了飞机需要泡澡和运动，要消肿”。而且以前从台湾到北京，最快也是下午3点40分到，现在直飞，11点多就到了，下午就开始工作了。现在当导演，“觉得自己糙了很多”。“我录了180多个ID，每一个可能都很短，比如只用说：《三联生活周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欢迎观看⋯⋯但有时候要具体到××影院的解放路分店哦！他们会说，导演都是这样工作的，你看人家王宝强。”王宝强也是艺人变导演，以新人身份执导了《大闹天竺》，甚至真的去现场领了“金扫帚奖”——《青年电影手册》发起的华语电影最差影片奖。

但是年龄非常残酷，更何况“拍戏催人老”。女演员如何面对年纪这件事？“一定会老的，要老得优雅、值得，带给你的是什么，智慧、自在。经历更多，感受更多。要对得起老这件事。你说怕不怕？怕。今年之前，别人问我什么时候最美，我都说素颜的时候，泡在浴缸的时候。现在会说化了妆的时候。原先对素颜极有信心，今年突然觉得，素颜不能看了。”

专访刘若英： 我很担心“晚节不保”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的我们》剧本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刘若英：故事改编自我自己写的一个小说，名字叫《过年回家》，讲的就是年轻男女的故事，发生地是台北和台湾最南的城市屏东。因为要讲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又找了大陆的编剧。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做巡回演唱会，一到星期五，监制和编剧就会飞到我做演唱会的城市，我们讨论剧本，以至于周六我常常沙哑着上台，因为前一晚讲太多话。你看编剧名单上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因为见清做游戏，所以要（找人）做一些采访和研究，把控真实度。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过程中，哪一场戏最难拍？

刘若英：火车停下来那一场戏就很复杂。我们谈下来火车会为我们在那个位置停2分钟，一共停3次，所以只有6分钟可以拍。但要拍多种镜头：火车停下，火车启动，车的里面，车的外面，人在车前，车在后面动。我们包了两节车厢，却有300多个人在里头，大家轮流坐，在里面17个小时，拍完晚上还要坐车回来。又因为还有在里面吃饭的戏，制片部门就开车在前面，带着饭等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上车后发现，火车不是一直直行的，它会拐很大的弯，那时候光就会不一样，常常是拍个10分钟，又得等合适的光。

电影《后来的我们》工作照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后来的我们》和你的成名歌曲之一《后来》有什么关系？

刘若英：其实没有。因为很多电影已经叫“过年回家”，我就得改名字，一开始起名叫“关于爱”。有一天我听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现那个歌词不就是我电影里的故事嘛：曾经的恋人，各自过着人生，可是在心底深处某一点，爱情还幼稚单纯地存活着。我就传讯息给阿信，说“名字给我用”。这才叫了《后来的我们》。我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不？

刘若英：比如《后来》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是大家的，我不想用一部电影去总结，不想破坏大家对它的想象。《后来》唱到今天，已经是大家的故事了。但比如《为爱痴狂》就是我一个人的。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不会用自己的歌来做一个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讲讲电影中关于“吃面”镜头的想法？

刘若英：没有钱的时候，最容易吃方便面，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又想为电影里的主角们找一个特定的生活习惯，一个到了哪里都会跟着你的东西，就好像那张沙发。我就想用方便面来做不同的表演，快乐地吃，孤独落寞地吃，抢着吃，剩下一半没人吃。用表演说话，而不是用台词讲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本身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这些经验在导演这个岗位上是有所助益的吗？

刘若英：有。毕竟拍了二十几年的戏，现场每个部门都在做什么，相比编剧变导演，演员变导演可能要更清楚。另外，由于切身体验，我可以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表演环境，我说的舒服不是冬暖夏凉那种舒服，而是一个松弛的利于艺术创作的表演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在跟演员沟通时，自己的表演经验能起到作用吗？

刘若英：表演本身，如果是靠经验累积起来的，那就是不可靠的。在表演上，只有实际的人生经验能对表演有帮助，拍了多少部戏帮不到表演。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参演过若干部舞台剧，比如林奕华导演的作品，你怎么对比舞台剧和电影表演的不同？

刘若英：舞台剧不一定更难，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尽管它有风险，比如当天的身体状态、专注程度等，但它在情绪上是连贯的。但电影它是分段拍摄，所以时常要去追索当时的情绪，情绪分段拍摄的结果是，我得记得我5天前的情绪，不能因为今天心情好，演出了另一个状态，你要接得起来。你跟男主角抒发情绪，可能男主角当时根本不在，你穿着高跟鞋走得很自然，可是脚下其实是轨道。

三联生活周刊：从演员到导演，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若英：你在这里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原来导演的采访难很多。我以前当演员，只用回答自己的部分就好了，现在演员的问题要我来答，摄影的部分要我来答。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确会对导演期待更多。

刘若英：真的吗？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晚节不保。为了电影宣传，去做一些以前不做的事。作品上，我已经“不保”了，因为已经拍了几部烂片，当然事先并不知道是烂片还去演，而是满怀热情地去拍了一个星期，才发现的。但你已经演了，怎么办？只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员在这方面并没有决定权。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提到的“晚节不保”具体指什么？

刘若英：在宣传上其实我的底线很低，唯一做不到的是比如我绝不制造新闻，买一个热点或者别的什么。这次配合电影宣传，我答应出一本书。我以前写书都要改很多遍，但要配合电影，它就不再是一本独立的书。所以我写书的同时，又在做后期，可是又答应他们了，这样写的书，质量会降低，我就很担心在这个层面上的晚节不保。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20，30，40》，你会演得不一样吗？

刘若英：我可能会演得更骚一点。张姐跟我讲，想想这个角色需要更夸张更妩媚，可对当时的我来讲，她穿得那么紧，窄裙，眼线，我是很男孩子的人，这些对我来讲已经够骚了。

《20，30，40》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有了孩子后呢，在表演上有无新知？

刘若英：我觉得我以前的妈妈都演错了。2007年的电影《绑架》，我在里面演一个儿子被绑架的香港督察，虽然入围各种奖（该年金像、金马和金鸡三个奖项，刘若英都凭借此角色入围最佳女主角），但我当时心里还是会想，会不会演得太过了，而且也有其他人这样说。我自己做妈妈后，我反而觉得，我演得不够。妈妈对小孩是真着急，生个病都心急如焚，更何况被绑架，虽然可以演“镇定”，但视角肯定不一样，更能够知晓痛苦。人是没法设身处地的。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9期，更多精彩内容详见纸刊，点击文末杂志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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