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习近平用3个“缩影”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1）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2）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3）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兵参加朝鲜战争，新生的政权不惧世界头号强国的气势对亚非国家震动很大，让这些弱国、穷国看到了一些希望。在这个背景下，亚非国家想到了“抱团取暖”。1954年4月，印尼苏加诺总统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上接受了印尼方面的提议，苏加诺总统命令印尼外交部全力进行筹备。

苏加诺总统

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

1954年10月底，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希望南亚五国总理准备的亚非会议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总统倡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态度，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在尼赫鲁访华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也应邀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在同吴努谈到亚非会议时郑重地说：“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访华。

中国当时与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尚无外交关系，建交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8个。根据所谓“独立政府原则”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两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和蒙古）。所以，当时中国也亟须改善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然而，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在当时要召开一个脱离西方国家控制、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肯定会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在这种冷战局势的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开会，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不出所料，会议出现了分歧。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最后各国达成一致，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周总理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一下震动了全场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为节省时间，周总理的发言除首尾两段外，其他都由译员浦寿昌用英文宣读。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优雅的外交风度，加上年轻潇洒的浦寿昌讲得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一下震动了全场。

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４月19日下午在亚非全体会议上发言。

短短18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两天来聚拢的乌云。从此，“求同存异”的精神一直主宰着会议进程。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三次力挽狂澜，树立起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也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诞生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美国记者鲍大可说：“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生前曾说过：“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

4月24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阿里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在会后的短短数年中，中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截至1961年，我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6个发展到16个。与此同时，我国与其他一些与会的亚非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进行的。

万隆会议期间的插曲：与高崎达之助的“偶然邂逅”

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在万隆会议期间的秘密会晤。按日本的说法，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

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的万隆会晤是由其翻译冈田晃以私人身份通过廖承志联系的。据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保存的档案及冈田晃的回忆，正式会晤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式前，进行了大约 30分钟；第二次从22日早上7:20谈到8:45，共进行了1小时25分钟。本来还安排了第三次会晤，拟在25日早进行，但因第二次会晤引起美驻印尼大使的猜忌，日本外务省随行顾问阻止了第三次会晤。为了避开新闻记者的视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次会晤安排得煞费苦心。比如22日的会晤，早上6时高先乘坐廖承志的车驶向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随后才换乘另一辆车抵达会晤地点。

当时外间渲染的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接触的报道，实际上主要是指万隆会议开幕前的欢迎仪式上，恰巧站在一起的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之间的寒暄。日本政府因担心此事影响到日美关系，不得不把这次接触说成是“偶然邂逅”。

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日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民间人士和进步势力要求改善日中关系、促进日中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情。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首届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万隆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走向世界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并对此后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